多元素融合,风格多样 古装探案剧以小而美取胜******
近日,井柏然、宋威龙主演的古装探案剧《君子盟》播出,故事大迷案串联小迷案,悬念跌宕起伏,剧情节奏紧凑,整体观感比较新鲜。这两年,融合悬疑、烧脑、神秘元素以及女性成长、少年叙事等内容的古装探案剧,在创作上主打年轻化、小而美的风格特色,满足观众不一样的观剧需求。
古风探案
古韵味强
网剧《君子盟》一开局,井柏然饰演的雍朝礼部侍郎兰珏布下周密的计划,要找回写给南栋国的书信,以防信件被朝堂政敌买走,自己被安上通敌叛国的死罪。在秘密行动中,兰珏利用了在酒楼门口卖面条的张屏制造混乱场面,想趁机夺回装书信的珠子。凑巧的是,宋威龙饰演的进京赶考的张屏是个案痴少年,但有着天才般的推理能力,在混乱的场面中,张屏通过案发现场的人员站位、遗留痕迹、气味等,推理出布局偷东西的人就是楼上的兰珏,破坏了兰珏的行动计划。执着于推理案件的张屏多次找到兰珏试图证明自己推理的正确性,也卷入了兰珏的朝堂纷争和人生秘密中。从此,两个身份悬殊、性格迥异的人亦师亦友,默契配合,携手断案。
从悬疑推理剧情来看,《君子盟》由一个大迷案串着多个小迷案,大迷案是兰珏父亲当年被判通敌叛国的真相,一个个小迷案是兰珏秘密寻找真相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阻碍。小迷案的推理破题都比较精彩。比如,第一次抢书信行动失败后,兰珏布局的第二次偷书信行动就看点十足、迷雾重重,可谓多次反转,一气呵成。这次行动现场突发杀人放火事件,珠子也再次失踪,兰珏通敌叛国的罪行即将在皇太后面前揭晓,紧急关头兰珏再次利用了耿直、认真的张屏高智商破局,他布下计中计,既陷害了自己的死敌,又彻底为自己洗脱了叛国嫌疑。这个过程中,兰珏和张屏双线并立破案,破案过程细腻,反转精彩,兰珏聪明地利用了在场的人,先是让自己陷入被动,然后彻底反击,赢得很漂亮。该剧悬疑推理剧情写得不错,但剪辑和氛围营造直白简单,悬疑质感不足。
作为古风探案剧,《君子盟》的破案场景、服化道等还算有特色,视觉效果不俗,剧中红色元素的古典舞风,与破案相结合的古风建筑,神秘幻术镜花水月等,呈现了东方古风悬疑的诡谲和华丽。
但这部剧播出十多集,未能大爆,除了与该剧悬疑氛围感的营造不足有关,还与一些不合理的推理细节让人出戏有关,比如所谓的神秘幻术镜花水月其实是催眠术,张屏在关键时刻催眠案件现场的人员,让对方说出凶手是谁,这种写法太偷懒,削弱了观众看剧的快感。大的迷案布局不错,有些细节性的破案过程比较简单。此外,该剧张屏的人设也很容易让观众提不起兴趣,张屏执着、认真,但透着一股愣头青的劲儿,为了破案横冲直撞,这种超脱故事时代背景、超脱规范之外的人物设定,很容易让观众出戏。
小众探案剧
口碑不俗
古装探案剧是国产剧的传统类型,《少年包青天》《神探狄仁杰》《大宋提刑官》等剧是古装探案剧的经典之作。这两年古装探案剧的创作趋势是年轻化、小而美,出现了一批口碑不俗的作品。
此前播出的古装探案剧《嫣语赋》《锦衣之下》《大宋少年志》《御赐小仵作》等,都引发过观剧小热潮。《嫣语赋》讲述大小姐秋嫣与冷面腹黑王爷在一桩桩迷案中抽丝剥茧、斗智斗勇,乃至相伴相知的故事。《大宋少年志》口碑很高,古装“谍战”“阴谋”构建重重悬疑,又交织着家国情怀、少年英雄梦,故事很吸睛。小成本古装探案剧《御赐小仵作》是黑马作品,口碑热度双丰收。《御赐小仵作》是甜爽探案剧,一个个的案件揭开谜底,最终破解了一场延续18年的惊天大案,剧情严谨考究,尊重史实的台词、道具也被观众称赞。
古装探案剧如果只是探案,可能不会引发多大关注,好的作品会根据观众的需求,加入具有时代特征的主题表达。比如《大宋少年志》《御赐小仵作》的“少年英雄梦”“个人成长”叙事,《嫣语赋》依托古代故事传播女性独立价值观等。
目前,古装探案剧的风还在继续吹,待播的古装悬疑剧还有多部,在剧情呈现上,“古装探案+女性”“古装探案+复仇”等多种元素融合。比如,青春热血悬疑剧《大宋少年志2》,古装悬疑剧《繁城之下》《九义人》,古装女性悬疑剧《隐娘》,古装探案剧《风月锦囊》《大理寺少卿游》《大唐狄公案》等,用波谲云诡的古风故事吸引观众目光。(记者 师文静)
(来源:齐鲁晚报 2023年02月03日 A09版)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在野外一度消失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检查中多地反映,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对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机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的12057条意见,另收到来信11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修法完成后,推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岳仲明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是全方位的,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此次修法中,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做到合法有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此次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野生动物肇事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的空间重叠。”谢屹表示,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但作为关键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秦天宝表示,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是关键一步。
“此前,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之内。”秦天宝表示,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同时,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自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也涉及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的保护等。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胡卫列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记者 张 璁